（德國人考古挖掘出的石窟殘像，依稀可見當年龜茲貴族的摸樣）

這是一段被我忽略了數十年的歷史，一個經歷了一千多年風風雨雨正瀕臨消亡的璀璨文明。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她相容並收了這個世界上來自東方和西方兩大文明世界截然不同的文化，同時又將印度大陸善於思判，長於想像的學術成果發揚光大。如果沒有她，不可想像今天的世界文明又會成為什麼模樣。一說是，當年的絲綢之路成就了偉大的東西方文明也不為過。因為正是這條聯繫著東西方世界的系帶，讓西方人獲得了東方人的智慧學問，讓東方人瞭解了西方人的開拓精神。而處於這條道路必經之處所誕生龜茲文明，即使時至今日只剩下一抔黃土，然而她對今天文明世界，尤其是藝術界所帶來的影響已深入根髓。儘管歲月遷化，而這樣影響則永遠生生不息。

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日子裡，人類不同世界之間的交流主要以陸路為主。西域是東西兩個世界之間的緩衝之地，而其中的絲綢之路更是亞歐大陸上的動脈，隨著一千多年的人類活動，漸漸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一個主軸。歷史上，華夏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希臘文明、中亞文明在這裡交匯；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及薩滿教都對這裡的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就是處在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之中，龜茲人博納眾長、彙聚百川，創造出了璀璨的龜茲文明。

（庫車清真寺，西域的蒙古人自14世紀開始摧殘佛教，至今600餘年。但就文明貢獻而言，伊斯蘭教給西域地區帶來的文化輝煌遠遠不及佛教所帶來的億萬分之一）

龜茲是西域“三十六國”中最大的城邦之一，處在西域的中心位置。今天西域範圍內阿克蘇的庫車、阿克蘇、拜城、新和、沙雅、輪台以及庫爾勒的部分地區，曾經都是龜茲國的疆域。其勢力鼎盛時，甚至還包括阿瓦提、溫宿、巴楚，並穿過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到達于田、和田、莎車、喀什一帶。龜茲古國，相對於那些曇花一現的西域諸國，她的富庶繁華，人煙鼎盛差不多維持了近千年的時光，即使有時候她並不是作為獨立政權的存在，即使有時候她只是作為強大勢力的附庸角色，然而都不曾削弱一絲她作為西域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作用的角色。唐顯慶三年，鑒於龜茲在西域軍政事務中日顯突出的重要戰略地位，將安西都護府從高昌遷移於此。從此龜茲有了大唐作為支撐和後盾，步入了一個更加穩定繁榮的時期。

音樂，舞蹈、壁畫、雕塑、宗教學術等文化成就成為龜茲文化流傳至今的代表，而今天這些文明產物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大陸，甚至飄江過海，遠渡重洋。早在北魏大將呂光伐龜茲後，將一批龜茲藝人帶回中原，即揭開了龜茲文明東傳的樂章。後至隋煬帝時代，龜茲音樂家白明達被皇帝封為樂正，隋煬帝寫詞，他配曲調，創作了《萬歲樂》、《鬥百草》、《長樂花》、《十二時》等。西元六世紀，龜茲藝人蘇抵婆將“五旦七聲”和琵琶技藝帶入內地，給中原的音樂理論和器樂演奏注入了全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新的活力。從隋朝七部樂到唐朝十部樂的“坐部伎”、“立部伎”，龜茲樂一直在隋唐音樂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唐代大詩人元稹《連昌宮詞》曰：“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

同樣，中原文化也影響著龜茲。漢宣帝元康元年，龜茲王絳賓攜烏孫公主去長安朝賀,漢宣帝賜“車騎旗鼓”，歌吹等數十人。絳賓回龜茲後“治宮室，作徼道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以吸收漢朝的禮樂制度為榮。　　

龜茲舞樂中最為著名的如《胡旋舞》、《獅子舞》、《鼓舞》等，從漢家詩篇中常有聽聞，可見當年其於中土流傳之廣。《胡旋舞》最早源於中亞地區，其特點不過一“旋”字，飛速旋轉的舞蹈場面在今天的新疆舞蹈中隨處可見；至於《獅子舞》則是由天竺、波斯等國傳入並有龜茲人加以改進。獅子是龜茲一族崇拜的動物，用以表示不可侵犯的王權，因此獅子舞所表達的舞樂精神充滿著龜茲人的信仰意志，表達出濃郁的民族內涵；《鼓舞》等舞樂自龜茲流傳入內地後，經過不斷的改造最終沉澱在漢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形式中，今天慢慢已經成為各地節慶期間不可缺少的表演內容。

（偉大的先師，佛學家、哲學家、翻譯家鳩摩羅什大和上）

以佛教為題材的龜茲石窟壁畫藝術，是我此次旅行觀摩的重點。西域地區是最早接受印度佛教外傳的地區之一，也是佛教傳入中土的前頭堡，在文明傳播的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早在西元一世紀，印度的佛教開始陸續傳入西域，自此佛教特有的石窟壁畫藝術也在龜茲安了家。今天分佈在拜城、庫車深山幽谷中的眾多石窟寺遺址就是當年龜茲處於鼎盛時期所誕生的佛教建築、雕塑、壁畫的標誌，流傳至今最早的遺存已有近二千的時光，這是中國最早的石窟遺址。早期壁畫大多數繪畫大多構圖於菱形格之中，這是龜茲石窟壁畫有別於國內其它石窟壁畫藝術最為顯著特點。

由於早期佛教尚處於小乘階段，因此西域壁畫的內容大都是佛祖本生相關的因緣故事、說法圖和涅槃圖。也正是處於佛教早期階段，印度文明的痕跡和特徵尚未淡化，中土儒家文明的影響尚未凸顯，因此在西域地區，或是說龜茲地區的宗教題材壁畫中常常出現許多人體內容。此外，一些來自古希臘的神話故事與傳說，比如人面鳥獸的金翅膀等等也時常出現在石窟壁畫的圖面上。十四世紀由伊斯蘭宗教暴徒所發動的所謂“聖戰”幾乎摧毀了西域地區所有石窟中的造像以及大多數壁畫，然而根據近代的考古挖掘所發現的造像殘跡，龜茲造像的形式以及繪塑手法具有顯著的“犍陀羅”風格。龜茲工匠將印度石窟的凹凸法與中原地區的線條畫結合起來，使得壁畫更加流暢豐富，筆法更加細膩、栩栩如生。可以說，龜茲佛教造像和壁畫藝術甚至在某些領域已超過了古希臘藝術與古印度藝術。

居於絲綢之路的要衝，龜茲古國在罕見的歷史文明聚集融合的文化背景下，造就了絢麗璀璨的龜茲文化。我們今天可能再也看不到龜茲古國的風俗人情，然而料誰也割不斷跟她之間的絲絲聯繫。文明是什麼？文明是人們創造出來讓人們享受的一切。因此每當我們看，我們想，我們唱，我們吃，我們只要還在享受著生命的每一刻幸福，這其中必然有龜茲人留給我們的文明痕跡。

（克孜爾石窟外的風光，見證了近兩千年以來文明的滄海桑田）

(附圖為天山大峽谷，實際上是在龜茲境內。然而我們在輪台未作逗留，沒啥好寫的。天山大峽谷的阿艾石窟已禁止遊客參觀，這光禿禿的一堆石頭對我而言也沒啥好寫的。故勉強捏合一塊兒，且作敷衍。）

輪台，舊稱侖台，消亡得過早，以至於關於他的文字記載比尉犁更加稀見。據《史記》和《漢書》的記載，漢太初元年至三年，漢武帝為了與匈奴一決雌雄，派李廣利兩次討伐大宛國。在第二次遠征途中，李廣利經過侖台城。因侖台城閉關據守，且拒絕提供糧草，被李廣利一怒之下攻破城池，縱火焚燒。自此之後侖台從歷史的舞臺上消失，留下的只是在今天輪台鎮東南20多公里的紅柳從中一片荒涼殘破的故城遺址。兩千多年間，漢人對西域的記載中再未出現“輪台國”，僅以“故輪台”一詞稱呼這片地方。

所謂西域三十六國或五十余國的“國”，早先大多僅是指駐紮在西域地區的部落或城邦，以綠洲為中心的群居組織，充其量也只是當時漢人的“縣、鄉、村”而已。漢人因封建制的概念成形較早，因此史書上也習慣性地將這些生產力落後、人口不足、疆域狹小的群落稱之為“國”。這些“國”中，除個別幾個大部落或城邦之外，許多小國根本不具備宗族、禮法、軍隊、官僚等系統組態，因此完全不是現今意義上的國家。

在西域地區烽火連天，兵戎不斷的歷史中，侖頭城的焚毀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在漢朝與匈奴、唐朝與突厥爭奪西域的大局勢下，任何依附外夷或內夏，或以對方為敵的西域城邦都會受到懲罰。

我們在輪台並沒有駐紮，車子一溜煙地過去了，往庫車也就是當年的龜茲國都而去。然而當天一行人並沒有在庫車留宿，急忙忙地看過克孜爾石窟後又趕往天山峽谷。龜茲，相對之前所提及的西域諸國，可謂名聞遐邇。並不僅是因為疆域遼闊，更重要的是龜茲對中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影響不可不謂源遠流長。直至今天，我們的舞蹈中依舊可見龜茲人的情趣，我們的音樂中依舊可見龜茲人的旋律，我們的宗教造像中依舊少不了的是龜茲藝術的裝飾元素，等等如是，舉不勝數。故此來西域卻錯過龜茲，的確是不應該的事情，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所以當此次旅行的夥伴們踏上返途時，我又重新折回龜茲，用了一天多的時間將其境內主要的遺址慢慢細看一遍，雖然遠遠不足自己所期望的那樣，仍然收穫頗豐。

我想，對於龜茲古國，我應該好好寫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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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騰湖西南，漢書載有國名尉犁：“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裡。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尉犁候、安世候、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也鄯善、且末接。”

尉犁，後世又名"羅布淖爾"，源于“羅布泊”，今天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即為當年尉犁國疆域所在區域。我隨意在網上搜羅了一下，沒有太多有關尉犁國的史料。可能相對龜茲、高昌、烏孫這些西域大國而言，尉犁實在是小得不值一提吧。我們的行程並沒有在焉耆和尉犁境內久留，焉耆的博斯騰湖之後，便於尉犁的胡楊林中稍作遊覽。

胡楊林，一想到那株株生長于荒漠，淩沙暴狂風而不畏的氣勢，總覺得會是彪悍的代言形象。然而當我們真正跑到胡楊林的公園內，才發現彪悍的主角原來不是胡楊，而是如蝗蟲一般鋪天蓋地而來的。。。蚊子。如果不是親歷，無論如何你都不會想像得出，當一大片蚊蟲圍著你團旋，日照下仿佛像是菩薩身後的頭光、背光一樣又何等壯觀！隔著外套，都能把你叮咬出幾個包來，這不是彪悍又是什麼？帶著帽子、圍著圍巾、墨鏡、手套、長袖衣衫一樣不少，不得已而裸露的肌膚上“蚊不叮、清涼油、驅蚊水“層層塗抹，然而天氣又是那麼熱，日頭又是那麼曬，可想而知這樣的胡楊林實在令人有多掃興。

我們這幾個人可能是胡楊林土著蚊蟲眼中，2011年最後一頓豐盛的宴席吧。

玄奘離開高昌繼續西行，不久即走入焉耆國的境內。

焉耆國舊為西域重鎮，三十六國之一，最早為月氏人所佔據。西元前2世紀，月氏人不敵匈奴人，遂放棄河西及西域地區，轉徙中東，卻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留下了“回雪飄飄轉蓬舞”，留下了“赤汗微生白雪毛”，還留下了“胭脂淚，留人醉”。這片國土也曾魚鹽蒲葦豐饒饒，稻粟麥牧俱收，佛教藝術燦爛輝煌。。。不過時至今日，這些都成了史書上的文字。至少在我隨著玄奘的腳印進入焉耆境內，入目之處山林荒涼，黃沙遍地，找不見《大唐西域記》中泉水溪流交織如帶，四季氣候溫和，舒暢宜人的景色。更是找不見寺宇10余座，僧徒二千余人的佛國氣象。如果不是“七格星明屋”所留下的一些痕跡，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片遼闊蒼涼的土地上，曾經也有文明的輝煌。

遺憾的是出於旅行時間的考慮，加之同行的人對遺址並不十分感興趣，所以我們此行並沒有特意繞道“七格星”，這處遺址或許這輩子都與我無緣了。從資料上大致瞭解到“七格星”始建於南北朝時期，留存到今天的大多是唐至元的建築。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出，“七格星”並不是焉耆人所留下的遺址。並且，遺址內南、北兩個大型寺院群落以及附屬建築與車師高昌一樣，皆毀於14世紀伊斯蘭人的入侵。至於漢代焉耆國的都城——員渠城遺址，也就是唐代焉耆都護府治所，我們此行也錯過了。

去庫爾勒的路上，我們轉去了博斯騰湖，據說這就是中土神話中的西海。該湖又名巴喀刺赤海，《漢書•西域傳》中的“焉耆近海”、《水經注》的“敦薨浦”，均指此湖。站在湖邊可以望見遠處的天山雪山山脈，藍天白雲下平湖山色，茂盛的蘆葦叢隨風搖擺，一簇簇紅柳點綴在青黃相暈的草叢中，倒也似一幅油畫，令人心曠神怡。這裡的風光雖然遠遠不及喀納斯湖的靜逸標緻，然而卻有另一種豁達開朗的情懷。

依據傳說當地所產的良馬“龍駒”，是博斯騰湖龍王三個兒子的後代。三位龍太子為救蒼生黎民，降雨天下，得罪玉帝，遂被罰馬身。（我很好奇為啥民間傳說中的惡人不是玉帝就是王母？但是道觀中香火供奉的主尊又少不了他們兩個。呵呵）大家都知道自古西域產好馬，漢人為得到西域的寶馬良駒，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今天，馬作為交通工具的功用已十分弱化，然而在西域的山道間，依舊可以看見策馬揚鞭的胡人氣銳馳騁。久居城市，一年中別說騎馬，連馬的影子都未必看到一次。所以對馬這種牲畜，又好奇又有些害怕。當然我們騎的馬絕對不會是什麼“龍駒”，個子不高，鬃毛披頭散髮，渾身散著臭氣仿佛投胎之日起就沒洗過澡，跑起來竟然三步一個屁。坦率說，“英姿”兩個字絕對跟這種馬沒有一絲關係。然而就算是這樣，一群人騎上馬嘻嘻哈哈，興奮得滴溜起來，馬兒順勢向前一路小跑，身後留下一片笑聲。

這天下午當一行人到達庫爾勒市時，時日尚早，我便一個人出發尋找博物館。可惜的是，庫爾勒博物館新館尚在籌備中，白跑一次。不得已之下聽從出租司機的建議，前往鐵門關，一個對我而言其實完全不值一趟的地方。

《水經注》一書中稱鐵門關所在的峽谷為“鐵門關”，後人則叫它"遮留穀"。此處關隘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關旁絕壁上尚還留有"襟山帶河"四字隸書。史載西漢張騫銜命出使西域曾路經鐵門關。唐人岑參登鐵門關也曾賦詩一首："鐵關天西涯，極目少行客，關旁一小吏，終日對石壁，橋跨千仞危，路盤兩崖窄。試登西樓望，一望頭欲白"。今天的鐵門關已經不再是扼守南北疆咽喉的要道了，關下的河流已建成水庫，因此許多舊有的遺址或消失或改建，不復當年。司機問我要不要上山一探關隘，我想到以前在大陸旅行所遭遇的無數次失望，搖頭放棄。車子順著孔雀河的河道蜿蜒而進，兩邊盡是不長一樹一木的黃土山。當我這個江南人得知這個山谷在夏季是當地人最喜歡來的避暑勝地時，不禁失笑。真也難怪古人但凡到了江南，則再也不會想回到西域去了。

西元前60年（西漢神爵二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在焉耆西南的烏壘城駐紮軍隊，監視、保護絲綢之路北道的各國。

東漢初年，焉耆被莎車國征服，淪為莎車國的附屬國。

西元75年（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國被匈奴的殘餘勢力征服。

西元127年（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漢軍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東漢為質，表示歸順。

西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軍打敗，北魏在此設鎮管轄。不久，焉耆先後被柔然、高車控制，又被嚈噠（yàn dā）破滅。後來，焉耆龍姓王族重新執政，焉耆國重新振興。　　

西元692年（大周武后長壽元年），武則天把焉耆確立為安西都護府下麵的四鎮之一。

西元755年～762年安史之亂後， 吐蕃攻佔焉耆。不久，焉耆又歸屬漠北回鶻汗國。回鶻汗國崩潰後，回鶻人進入焉耆國，焉耆龍姓王朝終結。

13世紀末，回鶻人的畏兀兒王國滅亡，焉耆也不復以國的形式存在了。

高昌故城 複製

行腳匆匆，這次我們的旅行並沒有在高昌國駐足。雖然只是路過，但是交河城自車師國被北涼滅後即歸高昌統領，因此一定意義上我們也跟高昌古國多少也有了一些交集。

高昌地處玉門關外，歸屬西域卻是地道的漢文化主導區。西元一世紀由西漢李廣利屯田築城，設立高昌壁，車師國之後高昌更是成為了吐魯番區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如前文所述，劉漢與匈奴人的爭端使得車師國背負上反復小人的惡名，同樣李唐與突厥人的戰爭也使得處於夾縫中的高昌人左右為難。這樣的一種痛苦，在中土內亂不堪的南北朝時期並不突出，然而隨著隋唐大一統，西北遊牧民族與中土農業帝國為爭奪生存資源而展開的爭鬥複又拉開帷幕。偏巧這個時候，麴氏高昌不幸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麴氏，本為金城（今蘭州）的漢族。祖先為漢代尚書令鞠譚，大約于西漢王莽時期遷往今天的吐魯番地區。西元460年，兵敗中原的北涼殘餘勢力剛剛把車師國給滅了，還沒在高昌站穩腳跟，旋即又被柔然攻破。柔然立闞氏為高昌國主，高昌始立國。闞氏高昌內部的權利鬥爭非常激烈，不過二十餘年便亡於敕勒族的兵馬之下。隨後張氏、馬氏的高昌國都不過曇花一現，史書上也未著太多筆墨，倒是原本長吏出身的麴氏高昌盤踞一方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

伯孜克裡克石窟（自公元5世紀始，開鑿千年，14世紀毀於伊斯蘭教入侵）

據史書載，南朝劉宋永光元年，前廢帝劉子業殺新安王劉子鸞，劉子鸞當時只有10歲，聽到聖旨後悲憤地對左右侍從說：“願後身不再生帝王家！”無獨有偶，20多年以後，劉宋的末代皇帝順帝劉准被殺之前，又說出了“願生生世世再不生於帝王家”的話。所以，每當我看到歷史上那些不得善終的帝者王侯，都不免念及於此。當年高昌國傳位至麴文泰，不知他是否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可惜史官不錄，我們也無從得知了。

夾縫中麴文泰的處境雖然艱難，然而篤信釋教的他在即位三年後便與中國佛教史上名聲遐邇的玄奘法師有過一段令人傾羨的交往。對於此事，歷來文字多有著墨，包括玄奘法師自己的遊記中也有記載。

石窟殘存壁畫（伊斯蘭人留在壁畫上的爪痕歷歷在目）

唐貞觀年間，佛教經過數個世紀的對外傳播，整個西域地區或興或衰所留下的宗教中心仍不下十數個，其中一個即高昌國。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無一不崇法無一不禮佛，據說高昌國並不遼闊的境域內，每一百個人就擁有一座寺院，可見當年盛況。一直遺憾國內缺少高僧大德的麴文泰，在得知玄奘西行至伊吾國後，立刻派人前往迎接，並親率皇親國戚，文武百官於官道兩側擎燭恭立。玄奘到達後，麴文泰每日禮請上座為大眾論經說法。且，每次都是自己親執香爐引路，並不惜身份尊貴，跪伏於地，請玄奘踏背登臺。日日如此，毫不厭倦，極為虔誠。為了能夠留下玄奘，麴文泰數番表示，甚至結義嫁女，不惜任何代價。然而玄奘去意已決，求法心誠，最後以絕食明志，終得麴文泰的理解和支持。

玄奘繼續西行之前仍為高昌大眾講經一月，並承諾自己返途之時必于高昌國中傳法三年。麴文泰與玄奘法師結為兄弟，並提供了侍從財物等大量物資，以及告請西域諸國給予通行方便的書信。這一切使得玄奘在中亞地區的旅行順利了許多，以至於三年後，即西元630年全身到達印度那爛陀寺學習。

被盜取德國的說法圖，可能已毀於二戰。石窟中尚有這樣的整幅壁畫數幅，文革期間被泥灰水覆蓋污染，至今無法修復）

“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蔥嶺之山方恩豈重”，這是玄奘寫給麴文泰的話。知恩圖報，若無當年資助之舉，玄奘西行求法的壯志或許未酬也未必。西元644年，歸途中的玄奘法師打算原路返回中土，途徑高昌時可以履行當年許下說法三年的諾言。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四年前麴文泰因受突厥人的挾持，出兵襲擊焉耆、伊吾，並且拒絕了唐太宗招撫的要求。唐朝的軍隊迅速出兵平定高昌，設立安西都護府，而麴文泰則鬱病而終。高昌王死了，繼而高昌國也謝幕了。玄奘法師的心情想必是複雜的，一個是自己祖國外交利益的得；一個是有恩於自己，助其實現夙願的結拜兄弟的失，表達任何一種心情都是困難的。或許，只有兀自黯然。

玄奘于舒沙國中向高昌國的方向拜了三拜，遙遙祭告麴文泰在天之靈。高昌國說法三年的事情無須再提了，然而玄奘法師將餘生所有的歲月都投入到佛教文明的傳播和弘揚之上，在我看來也算是對麴文泰當年資助供養之恩的回禮。只是這樣一種回禮並不只是給了麴文泰而已，而是回向至往時今生來世的一切芸芸眾生。這是一種大乘精神的體現。故，表相看麴文泰雖無善終，其實卻是功德無量的。

善哉！善哉！

吐峪溝石窟壁畫 複製品（吐峪溝被伊斯蘭入侵后，因歷史上有來自中東的聖徒埋葬在當地，如今已成為伊斯蘭教的聖地。故此吐峪溝的佛教遺存也破壞慘重，所剩至今的何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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